除了“狗医生”,一个有着更高要求的角色——“狗教授”开始上岗了。
走在街头,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小朋友见到迎面而来的小狗感到很兴奋,本想停下来与狗狗来个亲密接触,但是身边的妈妈却赶忙把孩子拉到一边:“躲远点,狗身上脏兮兮的,说不定还会有传染病。”
“狗医生”的角色不仅有助于改善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还能帮助大众对伴侣动物有更多的了解和宽容。
“我们最早是从提倡‘伴侣动物’的概念着手的,动物应当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供玩耍取乐的工具,这样的定位无疑提升了动物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谈起 “狗医生”项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何勇先生表示:“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学者们和各团体的工作人员也为它们谋得了一些新的社会角色。”
曾全程参与国际爱护动物协会“狗医生”项目的北京师范大学特教中心副教授王雁告诉我们:“在参与了‘狗医生’活动之后,孩子们更加了解了狗,对狗的态度也有很大转变,人狗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一些孩子的社会能力,比如语言、观察力、交流能力以及减少不良举止方面,都有了大幅提高。”
在亚洲动物基金的“狗医生”项目中,大黑和埃迪是最受欢迎的明星“狗医生”,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两只很喜欢和人亲近的狗狗竟然差点成了人们的盘中餐。
当时,大黑原本和笼子里的很多狗一样,准备被运往广州动物市场宰杀,是它的主人在付钱给货车司机后,才将大黑救下,埃迪也是从广州一个农贸市场救下的,它现在已经成为“狗医生”动物治疗计划的大使。
目前,广州地区和成都地区分别有30多名“狗医生”,它们中有许多都是生活在幸福家庭里的狗宝宝,还有的是被主人或基金会收养的流浪狗。老人院、残疾人康复中心和自闭儿童学校是它们定期要去的地方,那里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成了“狗医生”的好朋友,而从“狗医生”那里受益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
冯冬梅介绍说,有个孩子在十几岁时患上脑瘫,因为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所以他一直闷闷不乐,也不愿意接受任何治疗。但是在“狗医生”探访后的第二天,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称,“孩子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并且接受治疗了。”还有个深圳的小朋友患有自闭症,虽然家里养了狗狗,但是从来都不和狗狗玩耍和交流,而接触到“狗医生”后,父母发现他开始和狗狗说话交流,人也开朗多了。
除此之外,“狗医生”项目已升级到“狗教授”项目,“狗教授”常常到居民小区参加文明养宠的宣传活动,向社区居民宣扬关爱动物、文明养宠的理念。他们也会到小学、少年宫向孩子们传播关爱小动物、善待生命,以及与小动物正确相处的方法。
那么,“狗医生”和“狗教授”有哪些不同呢?
亚洲动物基金成都地区的公关经理朱柯先生给出答案:“‘狗医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孤儿院和老人院里需要辅助治疗的人,而‘狗教授’主要针对学校里的孩子,向孩子们介绍狗和人的关系,告诉他们怎么和动物接触。”朱柯说,“狗教授”需要更加严格地挑选才行,“需要沉稳、定力特别好,因为我们通常会把小朋友分成10人一组,他们会轮流和小狗接触,所以对狗狗的要求要更高。”
朱柯表示:“其实‘狗医生’和‘狗教授’的受益人不仅仅是孩子、老人本身,他们周围的护士啊、病人啊、老师啊也都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因为种种原因,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2006年暂停了“狗医生”项目。何勇坦诚解释了原因:“当时这个项目才刚刚起步,‘狗医生’的训练、工作人员的培训、课程的制定等等都必须是最科学和严谨的,因此需要太多人力、物力的支持,我们担心不能给项目后来的发展起到最好的示范作用。”
目前,亚洲动物基金的“狗医生”项目只在成都、广州和深圳开展,所以只有当地人才有机会给自己的狗狗报名,这对于许多热心公益的养狗人来说是一种限制。身在北京的白领于童在得知“狗医生”计划后深受感动,“如果这个项目在北京开展,我一定带着我家狗去报名,毕竟把它养在家里只是我一个人的宠物,而参加公益活动才能更大地体现狗狗的价值。”
在谈到“狗医生”项目未来的发展时,冯冬梅也有着与何勇一样的担心。
仔细想想,“每只宠物狗都是主人的‘狗医生’”。无论是“狗医生”还是“狗教授”,都希望人与动物能够和谐相处。这样做看起来是帮助人,其实也是在帮助狗狗自己,狗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在这样的活动中慢慢得到改变。
想必读完这则新闻大家也对狗医生也有了个相对的了解了吧,也希望狗医生还有狗教授可以多有一些这样的狗狗,不可以帮助别人,更能让我们这个人与动物的社会更加和谐相处,